王晓中：中顾委生活会及张光年的答辩
时间：2014-03-19 17:54 - 已阅：[]次
| 1987年上半年，中顾委开了两个“生活会”，批评帮助于光远（见本刊2013年第12期）和张光年。 张光年，笔名光未然，著名诗人。1927年加入共青团，1929年入党。长期从事党的文化工作和文学创作。著名作品有诗歌《五月的鲜花》，延安时期创作的《黄河大合唱》和长篇叙事诗《屈原》等。中国作家协会原主席、党组书记，中顾委委员。 在2月10日伍修权约谈于光远的当日，伍修权也约张光年谈了话，通知他，根据中央书记处的要求，中顾委准备召开生活会，对他进行批评帮助。 张光年身患癌症，已开过两次刀，精神和身体都显得虚弱。他在性格上与于光远不同，虽然他有不同意见，但态度要温和淡定得多。他表示服从开会的安排，但他郑重地提出，文学界的情况比较复杂，涉及的人和事也多，要求所有的问题到他为止，不要牵扯其他人，有些事情也要借此机会予以说明。 伍修权表示同意他的意见，也请他对照中宣部提供的材料，先写了一份报告，进行自我批评，也可以对有关情况予以说明。和于光远的情况一样，中宣部同样给张光年整理了一套材料，供生活会参照使用。 从这些材料看，1980－1986年期间，文学界出现了“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对 “精神污染”有抵触和不满情绪，出现了许多“不好”的作品。文学界队伍不团结。1984年召开的中国作家协会第四次代表大会，既不提反对“自由化”，也不提反对“精神污染”，而且让刘宾雁进入作协领导班子。对此，张光年都负有领导责任。 早在接到薄一波（中顾委常务副主任）的通知后，荣高棠（中顾委秘书长）就向伍修权建议，文学界的情况错综复杂，历史渊源也很深，中顾委历来也不了解，很难介入，这样的会还是由中宣部、文学界自己去搞比较好。伍修权非常赞同，他们把这个意见报告了薄一波，薄也不置可否，于是张光年的生活会就拖了一段时间。在此期间，张光年对照那套材料的内容，写了一份检讨报告，交给了伍修权。 后来，在邓力群的一再敦促下，薄一波最终还是应承下来。5月8日，伍修权再约张光年面谈，告诉他还是要开会。 伍修权说：“你身体不好，还是要注意。总的说，你写的稿子（指检讨报告）是个好稿子，有自我批评，但是还不够，还可以再深入些。还是要实事求是，决不要求你写违心的东西。君子之过如日月之蚀，不要有负担，要放下包袱。” 这次到会的人数比于光远生活会要多些。除中顾委的原班人马以外，来自中宣部、作协以及文学界其他单位的人士，共有20多人。其中有贺敬之、刘白羽、夏征农、欧阳山、朱子奇、孟伟哉、梁光第、阳翰笙、林默涵、马拉沁夫、马烽、冯牧、张僖、唐达成、束沛德、丛维熙、吴祖强、姚雪垠等文化界负责人和知名作家。原来名单中有文化部部长王蒙，但他始终没有到会。 早在3月份准备开于光远的生活会的时候，荣高棠就向会务小组打过招呼，还要准备张光年的生活会。本来，薄一波出于控制范围的考虑，提出凡在外地的人，就不要来京参加会了。但中宣部副部长贺敬之坚持要求上海的夏征农和广州的欧阳山务必参加。夏征农和欧阳山都是老资格的文学家，也都是中顾委委员。 5月13日，会议在“301”会议室开始，伍修权主持会议。他开始就说：“我们这个会，是中顾委协助中宣部开一个生活会。” 贺敬之马上插话：“是中宣部协助中顾委开会。” 伍修权没有理会，接着说：“会议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弄清思想。会议的重点是谈张光年同志的问题。也可以有重点地联系其他同志，但不要普遍联系。大人物可以联系，一般人就不必联系了。就是对上边，也就是联系到胡耀邦同志。这算是个界线吧。” 伍修权的这番话，正是针对文艺界复杂的情况提出了要求。 伍修权说完，请张光年首先发言。 张光年的发言重点谈了作协第四次代表大会的主要问题和自己的责任。 他说，中央书记处开会审查作协四大的主旨报告的时候，他就说明稿子里没有提反对“精神污染”，但有两处提到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并解释说，有的同志主张连“反自由化”也不要提，理由是不容易说清楚。但怎样改，还没想好，请中央定夺。经过简短的讨论，最后胡耀邦拍板：“两个都不提，但也不要去批。” 于是，在作协四大的主旨报告中，就没有提“清除精神污染”和“反对自由化”。 张光年说：“一，我在这个问题上旗帜不鲜明。二，我片面地汲取了文艺界历次运动的经验教训，在反‘左’、反右两条战线的斗争上发生了偏差，对‘右’的危害估计不足。特别是对危害极大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抵制不力，斗争不力。三，我脱离了大的生活实际，对文艺战线的全局若明若暗。忽视了大量灰暗的、以致十分有害的创作和评论在青年中广泛传播，泛滥成灾，没有同这些消极现象进行不懈的斗争。” 接着，张光年对作协四大的选举问题作了说明。 原来，中宣部对作协领导班子有一个既定的选举方案。在开幕前，胡耀邦决定撤销原定方案，主张由大会自主，搞民主选举。结果造成了严重的“失误”，刘宾雁被选为作协书记处书记、作协副主席。张光年说自己对此负有责任。 张光年发言结束后，开始大会发言。 中顾委发言的老同志有黄镇、傅崇碧、黄火青、夏征农、朱穆之和欧阳山。其余发言的都是文学界的负责人和作家、评论家。 几位老同志的发言，主要是对前一时期文学作品中的一些“不健康”现象提出批评。 在一段时间内，在文艺作品中曾集中地出现一种现象，一是对于“文化大革命”为代表的政治运动给人们带来的命运悲剧进行反思，着力揭露阴暗面，由此引申出对党和现实生活的批评和不满情绪。二是出现了一批描写人性启蒙和心理探索的作品，其中有一些前所未有的情爱、性爱的描写。这些现象，对于持有传统观念的一些老人来说，是“不健康”的，是“精神污染”，对社会风气和年轻人有害，不能接受。 老同志的发言指出，这些年文艺战线的首要问题是要不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要不要抵制资产阶级自由化，其中最核心的问题是要不要党的领导。文艺创作、文艺批评中的问题以及作协四大的情况，暴露了文艺界在政治思想上的严重分歧。而政治思想上的严重分歧，在组织上必然产生宗派主义，这是文艺界不团结的重要原因。张光年在文艺界，特别是在作协长期担任领导职务，对以上这些问题是负有重要责任的。有些问题上，还应负主要责任。希望大家的意见对张光年能有所帮助，对今后的文化工作有所帮助。 文学界人士的发言，大部分并非文学创作问题，都是政治斗争中复杂的人际关系或背景情况。从这些发言所提及的人和事可以看出，在文艺界，不同观念、主张的分歧和对立十分尖锐，与之相应的有明显的派别意识。从中央领导人一直向下，几乎每个人都有不同程度的干系，包括许多官员和知名作家，关系十分复杂。一句话，一件事，都会被看作政治斗争，气氛紧张，纠葛不断。 刘白羽、马拉沁夫、马烽、姚雪垠等作家和中宣部、文联、作协的人士陆续发言，他们的发言都很长，有不少言辞相当激烈。这些发言占用了大部分时间。 尽管伍修权在开始的讲话中叮嘱“不要联系过宽”，但这些文学界人士的发言还是联系宽泛，涉及许多具体的人和事，包括文学界的负责人和作家、作品，还涉及一些中央领导人，如胡耀邦、胡启立、万里等，也牵扯了不少历史旧账，把周扬、丁玲等往事都扯了进来。夏衍、王蒙、吴祖光、刘心武、张贤亮等人，以及《人民文学》、《文艺报》、《读者文摘》、《解放军文艺》等刊物，《苦恋》、《芙蓉镇》、《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等作品，都在发言中被点了名。 他们对张光年的主要批评是： 一，张光年没有旗帜鲜明地提出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对文学界的一些违背“四项基本原则”的言行没有进行斗争。文学界一些人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当作“左”来批，张光年不制止。 二，邓小平提出不能搞“精神污染”，而一些文学报刊、会议屡屡出现否定反“精神污染”的公开言论。张光年不批评，不纠正。 三，中央决定取缔一批“非法刊物”，张光年说：“不要打击一大片。” 邓小平指示批判电影《苦恋》，张光年说：“不能允许某个权威个人决定一部作品的生死。”对文艺界反“自由化”的斗争态度消极。 四，1984年，中宣部在京西宾馆召开党内小型文艺工作座谈会，有人说这个会是反胡耀邦的，是要在文艺界整人。张光年虽然没有参加这个会，但对这些不实之词没有制止和澄清。 五，作协四大开得很不好。虽然主要问题是耀邦定的，但提出问题的是张光年，因此他有责任。在会上，他凭着个人笔记，向包括党外人士和港澳代表在内的全体人员，原原本本传达胡耀邦听取汇报时的讲话。其中包括谈到“三个不正常”、“三个失误”和“两个不提”。 “三个不正常”是指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不正常，党的文艺界领导干部和广大文艺工作者的关系不正常，文艺工作者之间的关系不正常。 “三个失误”是把反对精神污染的口号扩大到全社会，把邓小平同志所说的“不能搞精神污染”改成“清除精神污染”，提法变了，而且一哄而起，大造声势。 “两个不提”，是指会上不要提“反精神污染”，不要提“反资产阶级自由化”。 这次传达，给作协四大定了调子，以致大会一开始就不正常。“最后刘宾雁这样的人居然进了领导班子，一些党培养的老同志却纷纷落选。” 六，在背地里议论中央领导同志，说有人要夺耀邦同志的权，我们要支持耀邦同志。 有位作家在发言时，花费不少时间大谈自己的成就和名气，自己本人和作品在国外如何受欢迎，因此质问作协，为什么中青年作家出国容易，偏偏对他出国加以阻挠？他要求中宣部调查，为什么他的作品没有评上“茅盾文学奖”，是什么人说“水平不够”？他滔滔不绝地谈论所谓高层内幕和各种传闻，其中不乏妄自猜度，却听不出与张光年有什么瓜葛。 有的作家在发言中，称张光年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的代表性人物，是张光年“和胡耀邦同志挂上钩了”，“是张光年在利用胡耀邦同志”，“在一定的意义和某些问题上，是张光年使胡耀邦同志发生了失误”。扣的帽子很大，好像张光年成了自由化的罪魁祸首。但这些话，都没有拿出事实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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